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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笔须论二百年——王养冲先生的学术遗产

2020-11-10 11:37:00   编辑: BJ-L057  来源: 北京日报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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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标题:下笔须论二百年——王养冲先生的学术遗产

王养冲先生(1907—2008)自留法归国后,教书授业长达六十余年。在其一生中,先生奋力开拓与着力耕耘法国大革命史、西欧近代思想史、社会学思想史这三个领域。自20世纪50年代后,这些研究领域就被视为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”而成为禁区,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,才重新得以研究。在20世纪80年代,全国从事这些领域,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。回望四十年前的过去,可以想象先生孤独的身影、执着的精神。同时,就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而言,20世纪80年代,西方学术界正在进行史学研究理论的创新和范式转型,而处在刚刚重新起步阶段的中国学界急切需要追赶国际学术前沿。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,先生一方面进行学术综述和评论的工作,将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引进来,另一方面又辛勤撰写文章,努力为这些研究领域建立起基本的知识体系、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。

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,先生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动荡、人生起伏,历史学家的定位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对研究领域的选择与历史观。在先生涉足的几个不同的领域中,法国大革命是先生用力最多、成果甚丰的领域。我常常想,先生为什么要以法国大革命作为自己的第一课题来进行研究?其实就个人的学术积累而言,思想史与哲学史才是先生在法国学习和研究的中心。也许先生一生与20世纪相伴,这促使他思考甚多。犹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样,内心始终装着这样的疑问,什么是革命?革命的宗旨是什么?因此,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,先生率先写出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系列文章,获得学界赞誉。后又著述法国大革命史,终于在2007年出版了65万字的《法国大革命史》(上卷)一书。

尽管先生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上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,也似乎给人的印象就是先生只关注政治史研究,其实在我看来,先生在内心深处关切的问题还是“社会”。这并非是因为先生在法国留学时,师从拉洛教授研究涂尔干学派学说和欧洲社会学思想理论,1947年回国后又是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;而实在是因为,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动荡,才要着力去思考如何在中国构建起“社会”,走进现代“社会”。因而,他在1979年开始讲授西方近代思想史时,特意加入了社会学思想的内容,后将这部分内容整理为《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》,于1996年出版。在书中,先生这样写道:“这些社会学家的思想是从他们各自的国家,也从其他西方国家,甚至人类(如孔德、斯宾塞)和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状况出发,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、社会结构、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成果。他们对于他们的历史、时代、社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研究,也能够使人们深化对历史、时代、社会的认识。懂得它们,或许有助于更好地懂得西方的制度、社会,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,推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。”短短数语,其内涵十分丰富,也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后继续开拓的很多课题。

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,我们才能理解先生的学术旨趣,理解先生为什么在致力于法国大革命等领域的研究中,还能挤出时间来进行西欧近代思想史研究。在先生看来,既要重视历史实体的运动,也要关注历史运动的思想观念性动力,先生将其称为“精神运动”。因此,先生希冀通过对思想史这一社会深层内容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社会,理解欧洲为什么会走向“现代”,从而为中国找到参照。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,先生即投入这一领域研究,直到2000年,先生已是93岁高龄之时,还在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上发表了《法国的“精神哲学”运动》一文,这也是先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,由此可以看出,先生对思想史研究的看重,其不断开拓创新也着实令人钦佩不已。

2006年,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庆贺先生百年华诞时,出版了一本文集,其书名《下笔须论二百年》出自金代诗人元好问(遗山)的诗句“撑肠正有五千卷,下笔须论二百年”。这正是对先生学术人生的总结。今天,在思考总结先生的学术品性和研究范式时,我们正面临着新的不同境遇,不仅因为国际历史学界正在进行一次新的转型,其现实的历史运动也恰逢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这些都将催生学术的蜕变和发展。正是在这一主旨下,我们组织了纪念先生的一组学术论文。这些文章既是学术的一种接续,回应着生活在整个20世纪之中的先生一生所关切的问题,又是基于当下时代语境所进行的一种新思。例如黄艳红的文章从法国大革命的“美德”入手,在“时间化”的视野下思考着大革命的革故鼎新,新旧转换,从而回答什么是革命这一主题。如果说革命是一种“短时段”的事件的话,那么重回“年鉴学派”的“长时段”将会是阐释历史事件的最好方式与研究视野,恰好国际学术界最近提出重回“长时段”的呼吁,而王加丰的文章则是对此的呼应和深入诠释。崇明的文章则沿着先生对“社会”的思考,着力探讨不同思想家对“社会学”缔造者孟德斯鸠的理解;周保巍和本人的文章则将先生所开创的“欧洲近代思想史”推进为“全球思想史”,希冀在全球的视野下,理解“精神运动”,思考现代性,探讨未来全球秩序的构建。

承续与创新,这是学术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动力,也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特质。作为先生的学生,我想,这些文章所展现的格局与新意既是学术代际转换的体现,更是今天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与告慰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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